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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资本”的改革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证券化，否则就没有“资本”这个对象可供管理；另一个是建立以财务约束为主线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些似乎还是新事物。在2012年之后我和吴敬琏老师与国发中心企业所、中金公司和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等的研究人员一起到大型国企，到国投、汇金公司、信达等国有资本投资管理公司，到国家社保基金等调研，就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等写出了一些研究报告。一方面提出我们课题组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希望就有关问题开展讨论，理清思路保障改革步步深入。

图片来源：上海住建委公号因此，形成一套针对非沪籍人才住房保障的梯次规划尤为重要，共有产权住房可以被作为一种过渡性住房需求。“比如，第一阶段，刚毕业的非沪籍人群来沪发展，以租房为主；第二阶段，在非沪籍人群有了一定经济实力（月收入在1.2万~1.5万）后可以将购买共有产权房作为过渡；第三个阶段，收入有所提升后可以选择购买商品房。”邵明浩说。

5、未来几年，科大讯飞会随着国家人工智能规划逐步落地应用，这离不开“平台+赛道”战略。平台是持续构建科大讯飞人工智能的生态体系，以科大讯飞为中心，形成一个开发者的生态系统，这是确保科大讯飞行业领导者地位的关键动作和战略。深入交流提升机构价值认同

第二次倒挂：2000.3-2000.12。1995-1998年，偏紧的货币政策叠加平稳的经济走势，期限利差持续低位，1998年底，美联储在通胀压力下连续加息，期限利差低位回落；2000年互联网危机爆发，长端利率回落，而短端利率在高通胀压力下维持平稳，期限利差进入倒挂，随后，在经济、通胀下滑压力下，美联储再次开启连续大幅降息，1Y利率回落快于10Y，期限利差再次走陡。

接到这个调研任务我感到压力很大。我理解我们当时面临着严峻政治选择：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框架内，如果能找到与市场经济对接的实现形式，培育出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那么我们就可以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如果找不到结合点，要么坚持公有制、国有经济，只得退回到计划体制；要么为了坚持利用市场机制，就得私有化。显然，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途径。

近年来，我国曾两次面临人民币出现短时间内较大幅度的贬值，分别是2016年12月和2018年11月，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要突破7.0。在这两次汇率波动中，央行都坚持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立场，而不是放任汇率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人民银行也没有通过汇率贬值的手段促进出口、抵消美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美国财政部于2018年10月18日发布报告，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目前，中美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曾两度发文阐述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重要性。一次是2016年12月我在财新峰会的发言《目前是稳定汇率的最佳时机》，当时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突破6.9；另一次是2018年11月，拙文《目前我国“稳汇率”比“汇改”更重要》发表于中文版《金融时报》，当时舆论普遍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在即。